20世紀30年代，在貴陽中山西路有一家同康醫(yī)館，救死扶傷的同時，也是中共貴陽地下黨的秘密聯(lián)絡點。開設醫(yī)館的人叫嚴伯寅，其子女從小跟隨父親奔波，見證了舊社會的黑暗與民間疾苦。心懷對受苦百姓的深切同情，他們急切探尋救國救民之路，廣泛閱讀各類政治書籍，在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之后，如獲至寶，認定這是真正能夠拯救國家和人民的光明大道。此后，在嚴伯寅次子袁超俊的倡議下，貴陽共產(chǎn)主義青年同盟成立，袁超俊被推選為領導人。這是貴州首個共產(chǎn)主義組織，雖然成員不多，卻為共產(chǎn)黨在貴州的發(fā)展奠定了堅實基礎。組織成立初期，急需一個集會和活動的聯(lián)絡場所，嚴伯寅的診所成為理想之選。子女們深知父親為人寬厚，相信他不會干涉自己的正義之舉，便利用父親的醫(yī)館開展活動。

1939年1月，八路軍貴陽交通站掛牌成立，袁超俊任負責人。八路軍貴陽交通站除了為八路軍、新四軍轉運軍需物資和人員外，還承擔中共中央南方局交代的與秘密黨組織、地下黨員和統(tǒng)戰(zhàn)對象的聯(lián)系工作等。其中，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跟隨八路軍輾轉多地，最后到達八路軍貴陽交通站。嚴伯寅主動承擔起照顧周懋臣的責任，將相距不遠的同康醫(yī)館二樓房間騰出來讓他居住。1939年2月4日，同康醫(yī)館不幸被日機炸毀，所幸周懋臣在日機轟炸前就已被袁超俊安置于城外青巖。一同安置在青巖的，還有越南共產(chǎn)黨領導人胡志明和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等。嚴伯寅時常前往青巖看望他們，幾位老人結下深厚情誼。后來，嚴伯寅遷至重慶，得知幾位老人也在重慶紅巖村居住，依舊往來頻繁，成為摯友。

暮年的嚴伯寅，為躲避戰(zhàn)亂，顛簸流離，與三子嚴華龍一家多次搬家。1946年，中共南方局書記董必武在紅巖村與嚴伯寅相見，對他養(yǎng)育了多個革命兒女表示贊賞和敬佩。這次會面讓嚴伯寅倍感欣喜，他將這一天視為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日子。

不僅嚴伯寅深明大義，積極支持抗戰(zhàn)救國，他的子女也投身革命。除了袁超俊之外，還有參與創(chuàng)辦“星光書店”和《貴陽晚報》的長女嚴慕蘇（原名嚴金秋，亦曾擔任重慶紅巖托兒所負責人）、三子嚴華龍（原名嚴金符）；曾擔任貴州省工委秘書長，1941年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、犧牲時還不滿20歲的幼子嚴金甡；曾擔任貴州省工委交通員，參加過“筑光音樂會”，用歌聲在戰(zhàn)火中勾勒出民族的苦難與抗爭的幼女嚴金萱；曾在八路軍貴陽交通站工作、后擔任過周恩來的司機的外孫陶銅仕……

如今的中山西路，同康醫(yī)館的痕跡早已不復存在，但嚴伯寅和嚴家滿門積極投身共產(chǎn)主義事業(yè)的事跡，值得我們銘記。

1935年，嚴伯寅（右二）與妻子張榮貞（左三）及長女嚴金秋（左二）、四子嚴金城（右三）、幼子嚴金甡（右一）、幼女嚴金萱（右四）、外孫陶銅仕（左一）在貴陽的合影

1938年，嚴伯寅（右二）與妻子張榮貞（左二）、次子袁超俊（左三）、幼女嚴金萱（左一）、外孫陶銅仕（右一）在貴陽的合影

（作者系嚴伯寅外孫女、嚴金萱之女，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，文字有刪減）